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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年校庆】乐向公庭问重译,迟投章甫作文身——访外国语学院院长张旭

时间:网站:广西民族大学函授站

张旭,广西民族大学函授国际学部主任、外国语学院院长,广西一流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一级博士点负责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翻译专业)负责人。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先后执教于长沙铁道学院、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福建工程学院,闽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目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通讯评审。

张旭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兴趣兼及英美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他先后主持国家社会基金项目3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国际合作丛书《通天塔丛书》主编、《外国文学文化传播研究丛书》执行主编、《翻译史论丛》主编。个人学术专著有《多维视野下的希利斯·米勒文论研究》(2020)、《心田的音乐:黎翠珍的英译世界》(2019)、《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2017/2008)、《近代湖南翻译史论》(2014)、《中国英诗汉译史论》(2011/2012)、《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翻译家卷》(2012)、《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2010)等;合著有《越界与融通——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跨学科研究》(2012)、《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2003)等,编著有《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全六册,2020)、《马君武年谱》(2020)、《陈衍年谱》(2020)、《陈宝琛年谱》(2017)、《林纾年谱长编》(2014)、《风筝不断线——张佩瑶教授译学研究纪念集》(2014)等;译著有《一门学科之死》(2014)、《印度的世纪》(2011)、《翻译学导论》(合译,2009)等。另有学术论文90余篇散见在海内外学术期刊上。2007年获“香港翻译学会狮球教育基金会翻译翻译研究奖学金”;2013、2016年分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2015年获第七届高等广西民族大学函授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2018年获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在70周年校庆到来之际,蓝岚博士就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等问题对张旭教授进行了采访。

蓝岚:张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采访。今年是广西民族大学函授建校70周年,作为广西民族大学函授国际学部主任、外国语学院院长、一级博士点负责人和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翻译专业)负责人,请问您的学科建设理念是怎样的?

张旭:广西民族大学函授外语学科始于1964年开设的越南语和泰语专业,次年又开设了老挝语,至今已发展为9个语种、10个本科专业,是目前国内开设东南亚语种最多的广西民族大学函授之一,拥有越南语、泰语、英语、翻译4个国家一流本科建设专业以及老挝语、印尼语、法语3个自治区一流本科建设专业。历史积淀深厚,专业特色鲜明,社会服务成效显著,在国内及东南亚国家均具重要影响。

这些年来,我们进一步理顺了学科建设理念,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兼顾主流与特色研究方向、打造结构合理的学科团队、形成系列特色的研究成果。广西民族大学函授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是目前广西高校唯一、西南三省/区唯一、也是全国民族院校唯一的博士点,在看到这三个“唯一”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咱们与国内一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点之间的差距。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7年审议通过的《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中所规定的一级学科博士点主干学科领域中,目前我们已经在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以及国别与区域研究这几个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我所负责的翻译专业为例,目前广西民族大学函授是国内较少拥有翻译专业本、硕(包括学硕和专硕)、博(翻译学二级学科)完整教育体系的培养单位。我们立足广西民族大学函授“民族性、区域性、国际性”三性合一的办学特色定位,经过数年的努力,形成了广西区域翻译史、广西翻译家(如马君武)研究、广西军事翻译史(如援越抗美中国翻译人员研究)、马克思主义翻译在广西等一系列具有广西地方特色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同时在区域翻译史研究方面着力甚多,先后召开了几次专题论坛,团队成员获得了数项国家和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

一个学科要想打造特色、多出成果,我始终认为离不开三个因素,那就是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学科带头人、稳定的学科团队和可供其成员发表作品的学术阵地。在学科建设中,人的因素最为关键。优秀的学科带头人要着力盘活一个学科;稳定的学科团队需要稳定的研究方向和丰富的学缘血脉。近年来,我们引进了谢天振、孙衍峰、罗国祥、罗永现、王东风等一批知名学者,举办了100多场“通天塔”学术讲座,开拓了大家的视野,增强学科团队的凝聚力,在国内翻译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很重要。我主编了《外国语言文化传播研究丛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其中有多部著作已获省部级奖项;2020年创办了学术刊物《翻译史论丛》,目前已经出版5辑,既登载两岸四地知名翻译史学者的大作,也为国内、区内翻译史研究新人的力作提供一方发表的园地。近年来,我们还引进一批翻译学、文学和语言学等专业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学院力争“事业留人、政策留人、感情留人”,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全力发挥好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外语学科发展和“双一流”建设添砖加瓦。

蓝岚:现在考研和考博越来越“卷”,有些学生只是一味地想要考,并不是认真思考过该怎样进行翻译专业尤其是翻译学硕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作为翻译学的博导和硕导,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研究翻译史的体会和进行翻译史教学的心得?

张旭:新生入学教育或是开学典礼上,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学海无涯,回头是岸”。我一说,大家都笑了,其实我说的并不是玩笑话。同时,“入门须正,立意要高”也是我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当你结束了本科阶段的学习,选择下一个专业作为自己在接下的几年里沉浸其中的专业,你必须慎之又慎。由于担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主编《翻译史论丛》、承担了几项与翻译史研究相关的国家项目的关系,现在大家更容易把我和“翻译史”三个字联系在一起。然而有的人去查我出了什么书、发了什么文章,发现以“翻译史”命名的并不多,尤其是近几年,反倒是“年谱”出了蛮多本。过去的十多年,我把较多的精力投在所主编的“闽人年谱丛书”上,我个人就推出了好几部闽籍学人兼翻译家的年谱,这些年谱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等都有收藏。我始终认为,翻译研究不是独立存在的,我研究的翻译家多是学人、作家兼翻译家,我对文学理论一直情有独钟,译过斯皮瓦克,写过米勒文论,以文学理论为媒介,更能合理地展现文学翻译家的心理历程和书写行为;同样,翻译史研究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任何翻译家和翻译事件都深陷于一张复杂的大网之中,只有不断地去爬梳这张网,才有可能尽量还原翻译家和翻译事件的原貌,以及它们所产生的深刻或并不那么深刻的影响,从而体察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为翻译家编年谱是一个“一通百通”的工作,就像陪他重走一遍人生,重见交往之人,重忆铭心之事。这个时候你再去研究他本人或者他的译作,才有可能从“同情之理解”上升到“理解之同情”的境界。我编完《马君武年谱》再去选编他的代表性译文、研究他的译诗规范,就深有这样的体会。

“一万个小时,从现在开始”是我经常对学生说的话。要想在一个专业领域有所斩获,没有前期在时间上的投入几乎不太可能。我近年来带的翻译学专业的学硕,毕业时我通常会要求他们写与翻译史主题相关的毕业论文。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脚动手找东西”,研究生的学术训练非常重要,入门后我会先请我的博士生教会他们查资料、找文献的方法和基本的学术规范。每周固定的上课时间,学生需要轮流汇报读书内容和心得,之后我再讲解,分享自己的相关理念。一个师门的风气,就体现在师门群里。我们群里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在请教和探讨学习方面的问题、分享各种来源的学习资源,这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蓝岚:广西民族大学函授业已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到明年2023年,学院的外国语言文学博士点也将迎来获批10周年的纪念。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作为一院之长和学科负责人,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等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发展计划呢?

张旭:我们谋划学院和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总的原则还是要服务国家“十四五”建设规划、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彰显广西民族大学函授鲜明的办学特色,这既体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方面,也体现在学科发展方面。南宁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广西民族大学函授长久以来在东南亚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使得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专业学生以及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的泰语、越南语等专业学生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具有更大发展优势。虽然近两年来因为疫情等原因,线下的交流减少了,但是国际间的线上交流并没有减少,诞生了一批不同产业组合、行业跨界整合之后出现的新业态。未来我们可能要适应新的招生和就业形势,打破原本的人才培养思路的局限性,用行业现状和未来趋势对外语专业人才的现实需求倒逼人才培养方案的完善和修改,尽早分流出就业倾向和考研倾向的本科生,让就业的学生在求职时更有优势,让考研的学生在考场上更胜一筹。至于学科发展方面,我们还要继续保持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翻译学3大学科方向的发展势头,同时在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特别是国别与区域研究方面进一步发力,做好东盟研究这一独特的学术课题,服务好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我也尝试指导了几位越南、缅甸籍博士生,意在培养几个高层次的“知华、友华、爱华”的留学生。最近,我们又顺应新的形势需求,正在筹建一个“亚太多语种大数据实验室与协同创新中心”,利用我们的多语种传统优势,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对接国家战略需求。

我之前长期在湖南工作,后来又到过福建,2016年来广西至今,已经差不多有六年了。唐代诗人柳宗元从湖南到广西,一开始的感觉是,“郡城南下接通津”(城南连接着四通八达的渡口),“异服殊音不可亲”(峒人服饰不同言语不通无法亲近),然而经过深入了解和不断适应,他对广西的感情日渐深厚,因为“愁向公庭问重译”(为判决案件要靠翻译发愁),一气之下“欲投章甫作文身”(想要摆脱束缚当个纹身的普通人)。我离“投章甫”尚有时日,目前也还在以研究如何“重译”自乐之,自况不是太“愁”。未来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外语学科能够“接”连更多的“通津”,助力广西民族大学函授驶向“双一流”的发展航程。

蓝岚:感谢您接受采访!(实习编辑:闭琼月 校对:杨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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